《岁寒堂诗话》：

此诗非为庾信、王、杨、卢、骆而作，乃子美自谓也。方子美在时，虽名满天下，人犹有议论其诗者，故有“嗤点”、“哂未休”之句。

《升庵诗话》：

庾信之诗，为梁之冠绝，后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艳，杜子美称之日清新，又曰老成。绮艳、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余尝合而衍之曰：绮多伤质，艳多无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

《四溟诗话》：

庾信《春赋》，间多诗语，赋体始大变矣。子美曰：“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词赋功江关。”托以自寓，非称信也。

《杜臆》：

大有意思人，必不轻薄前辈；盖名下无虚士，必有独到处。老杜文章冠千古，其推尊前辈如此。“庾信文章”不曰老始成，而曰“更成”，其意可思。

《读杜心解》：

首章提出“老更成”三字，便为后生顶门一针。

《杜诗镜铨》：

蒋云：公每以庾信自比，殆亦兼遭时言之。

《诗学纂闻》：

“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乃诘问之言。今人诋毁庾信之陚，岂前贤如庾者，反畏尔曹后生耶？

《唐诗鉴赏辞典》：

清人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话》里有段评论杜甫绝句诗的话：
七绝乃唐人乐章，工者最多。……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为最。缘落笔朦胧缥缈，其来无端，其去无际故也。杜老七绝欲与诸家分道扬镳，故尔别开异径。独其情怀，最得诗人雅趣。……
他说杜甫“别开异径”，在盛唐七绝中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是熟读杜甫绝句的人都能感觉到的。除了极少数篇章如《赠花卿》、《江南逢李龟年》等外，他的七绝确是与众不同。
首先，从内容方面扩展了绝句的领域。一切题材，感时议政，谈艺论文，纪述身边琐事，凡能表现于其他诗体的，他同样用来写入绝句小诗。
其次，与之相联系的，这类绝句诗在艺术上，它不是朦胧缥缈，以韵致见长之作；也缺乏被诸管弦的唱叹之音。它所独开的胜境，乃在于触机成趣，妙绪纷披，读之情味盎然，有如围炉闲话，剪烛论心；无论感喟歔欷，或者嬉笑怒骂，都能给人以亲切、真率、恳挚之感，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朴质而雅健的独特风格，是耐人咀嚼不尽的。
《戏为六绝句》（以下简称《六绝句》）就是杜甫这类绝句诗标本之一。
以诗论诗，最常见的形式是论诗绝句。它，每首可谈一个问题；把许多首连缀成组诗，又可见出完整的艺术见解。在我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而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则是杜甫的《六绝句》。
《六绝句》作于上元二年（761），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六绝句》第一首论庾信。杜甫在《春日忆李白》里曾说，“清新庾开府”。此诗中指出庾信后期文章（兼指诗、赋），风格更加成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健笔凌云，纵横开阖，不仅以“清新”见长。唐代的“今人”，指手划脚，嗤笑指点庾信，适足以说明他们的无知。因而“前贤畏后生”，也只是讽刺的反话罢了。
第二、三首论初唐四杰。初唐诗文，尚未完全摆脱六朝藻绘余习。第二首中，“轻薄为文”，是时人讥哂“四杰”之辞。史炳《杜诗琐证》解此诗云：“言四子文体，自是当时风尚，乃嗤其轻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长流。”
第三首，“纵使”是杜甫的口气，“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则是时人哂笑四杰的话（诗中卢王，即概指四杰）。杜甫引用了他们的话而加以驳斥，所以后两句才有这样的转折。意谓即便如此，但四杰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这三首诗的用意很明显：第一首说，观人必观其全，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说，评价作家，不能脱离其时代的条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虽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给以评价，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学习。
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三首诗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魏、晋六朝是我国文学由质朴趋向华彩的转变阶段。丽辞与声律，在这一时期得到急剧的发展，诗人们对诗歌形式及其语言技巧的探求，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而这，则为唐代诗歌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六朝文学又有重形式、轻内容的不良倾向，特别到了齐、梁宫体出现之后，诗风就更淫靡萎弱了。
因此，唐代诗论家对六朝文学的接受与批判，是个极为艰巨而复杂的课题。
当齐、梁余风还统治着初唐诗坛的时候，陈子昂首先提出复古的主张，李白继起，完成了廓清摧陷之功。“务华去实”的风气扭转了，而一些胸无定见、以耳代目的“后生”、“尔曹”之辈却又走向“好古遗近”的另一极端，他们寻声逐影，竟要全盘否定六朝文学，并把攻击的目标指向庾信和初唐四杰。
庾信总结了六朝文学的成就，特别是他那句式整齐、音律谐和的诗歌以及用诗的语言写的抒情小赋，对唐代的律诗、乐府歌行和骈体文，都起有直接的先导作用。在唐人的心目中，他是最有代表性的近代作家，因而是非毁誉也就容易集中到他的身上。至于初唐四杰，虽不满于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但他们主要的贡献，则是在于对六朝艺术技巧的继承和发展，今体诗体制的建立和巩固。而这，也就成了“好古遗近”者所谓“劣于汉魏近风骚”的攻击的口实。
如何评价庾信和四杰，是当时诗坛上论争的焦点所在。杜甫抓住了这一焦点，在《六绝句》的后三首里正面说了自己的看法。
“不薄今人爱古人”中的“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近代作家。杜甫之所以爱古而不薄今，是从“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发的。“为邻”，即引为同调之意。在杜甫看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清词丽句”不可废而不讲。更何况庾信、四杰除了“清词丽句”而外，尚有“凌云健笔”、“龙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张兼收并蓄：力崇古调，兼取新声，古、今体诗并行不废。“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但是，仅仅学习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一类的“清词丽句”，虽也能赏心悦目，但风格毕竟柔媚而浅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须恢宏气度，纵其才力之所至，才能掣鲸鱼于碧海；于严整体格之中，见气韵飞动之妙；不为篇幅所窘，不被声律所限，从容于法度之中，而神明于规矩之外。要想达到这种艺术境界，杜甫认为只有“窃攀屈宋”。因为《楚辞》的精采绝艳，是千古诗人的不祧之祖。由六朝而上追屈、宋，才能如刘协所说：“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文心雕龙·辨骚》），不至于沿流失源，堕入齐、梁轻浮侧艳的后尘了。
杜甫对六朝文学既要继承、也要批判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上。
《六绝句》的最后一首，前人说法不一。这里的“前贤”，系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递相祖述”，意谓因袭成风。“递相祖述”是“未及前贤”的根本原因。“伪体”之伪，症结在于以模拟代替创造。真伪相混，则伪可乱真，所以要加以“别裁”。创造和因袭，是杜甫区别真、伪的分界线。只有充分发挥创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写性情，写出真的文学作品。庾信之“健笔凌云”，四杰之“江河万古”，乃在于此。反之，拾人牙慧，傍人门户，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堆砌词藻，步齐、梁之后尘，固然是伪体；而高谈汉、魏的优孟衣冠，又何尝不是伪体？在杜甫的心目中，只有真、伪的区别，并无古、今的成见。
“别裁伪体”和“转益多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别裁伪体”，强调创造；“转益多师”，重在继承。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转益多师是汝师”即无所不师而无定师。这话有好几层意思：无所不师，故能兼取众长；无定师，不囿于一家，虽有所继承、借鉴，但并不妨碍自己的创造性。此其一。只有在“别裁伪体”区别真伪的前提下，才能确定“师”谁，“师”什么，才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此其二。要做到无所不师而无定师，就必须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别人的成就，在吸取的同时，也就有所扬弃。此其三。在既批判又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熔古今于一炉而自铸伟辞，这就是杜甫“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精神所在。
《六绝句》虽主要谈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和杜甫总的创作精神是分不开的。诗中“窃攀屈宋”、“亲风雅”则是其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论诗的宗旨。
这六首小诗，实质上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诗论的总纲；它所涉及的是关系到唐诗发展中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这类小诗里发这样的大议论，是前所未有的。诗人即事见义，如地涌泉，寓严正笔意于轻松幽默之中，娓娓而谈，庄谐杂出。李重华说杜甫七绝“别开异径”，正在于此。明乎此，这诗之所以标为《戏为六绝句》，也就不烦辞费了。
(马茂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