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怀古迹五首 其一
题注:吴若本作咏怀一章、古迹四首。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①。
按:① 庾信仕周,年侵二毛,时有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
题注:吴若本作咏怀一章、古迹四首。
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①。
按:① 庾信仕周,年侵二毛,时有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
《杜臆》:五首各一古迹。第一首古迹不曾说明,盖庾信宅也。借古以咏怀,作咏古迹也。……公于此自称“词客”,盖将自比庾信,先用引起下句,而以己之“哀时”比信之《哀江南》也。
《唐诗评选》:本以咏庾信,只似带出,妙于取象。
《义门读书记》:《哀江南赋》云:“诛茅宋玉之宅,开径临江之府”。公误以为子山亦尝居此,故咏古迹及之。恐漂泊羁旅同子山之身世也。“宅”字于次篇总见,与后二首相对为章法。
《杜诗详注》:首章咏怀,以庾信自方也。……五、六宾主双关,盖禄山叛唐,犹侯景叛梁;公思故国,犹庾信哀江南。
《唐音审体》:以庾信自比,非咏信也。下皆咏蜀事。信非蜀人。
《唐诗别裁》:此章以庾信自况,非专咏庾也。五、六语已与庾信双关;以上,少陵自叙。
《读杜心解》:三、四,正咏“飘泊”。五、六,流水,乃首尾关键。“终无赖”申“支离”,“且未还”起“萧瑟”。
《杜诗镜铨》:自叙起,为五诗总冒。俞云:二句作诗本旨(“支离东北”二句下)。
《杜诗集评》:李因笃云:格严整而意沉着。吴家祥云:声调悲凉。
《闻鹤轩初盛唐近体读本》:陈德公曰:此章纯是自述,非关古迹矣,故有作《咏怀》一章、《古迹》四首者。
《唐诗绎》:此因寓羁不得归,而自伤飘泊也。
《昭昧詹言》:首章前六句,先发己哀为总冒。庾信宅在荆州,公未到荆州而将有江陵之行,流寓等于庾信,故先及之。
《唐诗鉴赏辞典》:五溪:指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在今湘、黔、川边境。庾信:梁朝诗人。云雨:宋玉在《高唐赋》中述楚襄王游高唐,梦一妇人,自称巫山之女,临别时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岨,旦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阳台,山名,在今四川省巫山县。明妃:即王昭君。据《西京杂记》:“元帝后宫既多,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昭君自恃其貌,独不肯与,工人乃丑图之,遂不得见。”后画工毛延寿被杀。永安宫:在今四川省奉节县。伊吕:指商朝伊尹,周朝吕尚,皆开国名相。萧曹:指萧何、曹参,均系辅佐刘邦建汉的名
臣。
【简析】:
这五首诗是诗人游江陵、归州一带,访庾信故居、宋玉宅、昭君村、蜀先主庙、武侯祠,因古迹怀古人并自我伤感而作,一气贯成,为一组诗,亦可分首独咏。第一首写庾信。诗人一直是赞美庾信的,诗中由庾的遭遇联系起自己的境况。“且未还”既指自己不能从西南回长安,也指庾信不能从北朝回江陵。第二首写屈原弟子宋玉,既表明诗人崇拜他的词章,又深感同样的悲凉寂寞,感慨中对国运的兴衰怀有讽喻。第三首写王昭君,全诗从“怨”字落墨,并使发出无穷怨恨之声的琵琶作为昭君的化身,别具一格。第四首通过老百姓对刘备崩驾地的四时祭祀之勤,表达了对刘备和孔明君臣的崇敬,同时对诗人的飘泊生活不胜感慨,将荒凉的景象写得分外有情。第五首是对诸葛亮更高的评价,艺术感染力极强,不象是在发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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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落深知宋玉悲, 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 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 云雨荒台岂梦思。
最是楚宫俱泯灭, 舟人指点到今疑。
《咏怀古迹五首》是杜甫大历元年(766)在夔州写成的一组诗。夔州和三峡一带本来就有宋玉、王昭君、刘备、诸葛亮、庚信等人留下的古迹,杜甫正是借这些古迹,怀念古人,同时也抒写自己的身世家国之感。这首《咏怀古迹》是杜甫凭吊楚国著名辞赋作家宋玉的。宋玉的《高唐神女赋》写楚襄王和巫山神女梦中欢会故事,因而传为巫山佳话。又相传在江陵有宋玉故宅。所以杜甫暮年出蜀,过巫峡,至江陵,不禁怀念楚国这位作家,勾起身世遭遇的同情和悲慨。在杜甫看来,宋玉既是词人,更是志士。而他生前身后却都只被视为词人,其政治上失志不遇,则遭误解,至于曲解。这是宋玉一生遭遇最可悲哀处,也是杜甫自己一生遭遇最为伤心处。这诗便是瞩目江山,怅望古迹,吊宋玉,抒己怀;以千古知音写不遇之悲,体验深切;于精警议论见山光天色,艺术独到。
杜甫到江陵,在秋天。宋玉名篇《九辩》正以悲秋发端:“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其辞旨又在抒写“贫士失职而志不平”,与杜甫当时的情怀共鸣,因而便借以兴起本诗,简洁而深切地表示对宋玉的了解、同情和尊敬,同时又点出了时节天气。“风流儒雅”是庚信《枯树赋》中形容东晋名士兼志士殷仲文的成语,这里借以强调宋玉主要是一位政治上有抱负的志士。“亦吾师”用王逸说:“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被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这里借以表示杜甫自己也可算作师承宋玉,同时表明本诗旨意也在闵惜宋玉,“以述其志”。所以次联接着就说明自己虽与宋玉相距久远,不同朝代,不同时代,但萧条不遇,惆怅失志,其实相同。因而望其遗迹,想其一生,不禁悲慨落泪。
诗的前半感慨宋玉生前,后半则为其身后不平。这片大好江山里,还保存着宋玉故宅,世人总算没有遗忘他。但人们只欣赏他的文采词藻,并不了解他的志向抱负和创作精神。这不符宋玉本心,也无补于后世,令人惘然,故曰“空”。就象眼前这巫山巫峡,使人想起宋玉的《高唐神女赋》。它的故事题材虽属荒诞梦想,但作家的用意却在讽谏君主淫惑。然而世人只把它看作荒诞梦想,欣赏风流艳事。这更从误解而曲解,使有益作品阉割成荒诞故事,把有志之士歪曲为无谓词人。这一切,使宋玉含屈,令杜甫伤心。而最为叫人痛心的是,随着历史变迁,岁月消逝,楚国早已荡然无存,人们不再关心它的兴亡,也更不了解宋玉的志向抱负和创作精神,以至将曲解当史实,以讹传讹,以讹为是。到如今,江船经过巫山巫峡,船夫们津津有味,指指点点,谈论着哪个山峰荒台是楚王神女欢会处,哪片云雨是神女来临时。词人宋玉不灭,志士宋玉不存,生前不获际遇,身后为人曲解。宋玉悲在此,杜甫悲为此。前人或说,此“言古人不可复作,而文采终能传也”,则恰与杜甫本意相违,似为非是。
显然,体验深切,议论精警,耐人寻味,是这诗的突出特点和成就。但这是一首咏怀古迹诗,诗人实到其地,亲吊古迹,因而山水风光自然显露。杜甫沿江出蜀,飘泊水上,旅居舟中,年老多病,生计窘迫,境况萧条,情绪悲怆,本来无心欣赏风景,只为宋玉遗迹触发了满怀悲慨,才洒泪赋诗。诗中的草木摇落,景物萧条,江山云雨,故宅荒台,以及舟人指点的情景,都从感慨议论中出来,蒙着历史的迷雾,充满诗人的哀伤,仿佛确是泪眼看风景,隐约可见,实而却虚。从诗歌艺术上看,这样的表现手法富有独创性。它紧密围绕主题,显出古迹特征,却不独立予以描写,而使之溶于议论,化为情境,渲染着这诗的抒情气氛,增强了咏古的特色。
这是一首七律,要求谐声律,工对仗。但也由于诗人重在议论,深于思,精于义,伤心为宋玉写照,悲慨抒壮志不酬,因而通体用赋,铸词熔典,精警切实,不为律拘。它谐律从乎气,对仗顺乎势,写近体而有古体风味,却不失清丽。前人或讥其“首二句失粘”,只从形式批评,未为中肯。
(倪其心)
群山万壑赴荆门, 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 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 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 分明怨恨曲中论。
这是《咏怀古迹五首》中的第三首,诗人借咏昭君村、怀念王昭君来抒写自己的怀抱。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诗的发端两句,首先点出昭君村所在的地方。据《一统志》说:“昭君村,在荆州府归州东北四十里。”其地址,即在今湖北秭归县的香溪。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正住在夔州白帝城。这是三峡西头,地势较高。他站在白帝城高处,东望三峡东口外的荆门山及其附近的昭君村。远隔数百里,本来是望不到的,但他发挥想象力,由近及远,构想出群山万壑随着险急的江流,奔赴荆门山的雄奇壮丽的图景。他就以这个图景作为本诗的首句,起势很不平凡。杜甫写三峡江流有“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长江二首》)的警句,用一个“争”字,突出了三峡水势之惊险。这里则用一个“赴”字突出了三峡山势的雄奇生动。这可说是一个有趣的对照。但是,诗的下一句,却落到一个小小的昭君村上,颇有点出人意外,因引起评论家一些不同的议论。明人胡震亨评注的《杜诗通》就说:“群山万壑赴荆门,当似生长英雄起句,此未为合作。”意思是这样气象雄伟的起句,只有用在生长英雄的地方才适当,用在昭君村上是不适合,不协调的。清人吴瞻泰的《杜诗提要》则又是另一种看法。他说:“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意思是说,杜甫正是为了抬高昭君这个“窈窕红颜”,要把她写得“惊天动地”,所以才借高山大川的雄伟气象来烘托她。杨伦《杜诗镜铨》说:“从地灵说入,多少郑重。”亦与此意相接近。究竟谁是谁非,如何体会诗人的构思,须要结合全诗的主题和中心才能说明白,所以留到后面再说。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前两句写昭君村,这两句才写到昭君本人。诗人只用这样简短而雄浑有力的两句诗,就写尽了昭君一生的悲剧。从这两句诗的构思和词语说,杜甫大概是借用了南朝江淹《恨赋》里的话:“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但是,仔细地对照一下之后,我们应该承认,杜甫这两句诗所概括的思想内容的丰富和深刻,大大超过了江淹。清人朱瀚《杜诗解意》说:“‘连’字写出塞之景,‘向’字写思汉之心,笔下有神。”说得很对。但是,有神的并不止这两个字。只看上句的紫台和朔漠,自然就会想到离别汉宫、远嫁匈奴的昭君在万里之外,在异国殊俗的环境中,一辈子所过的生活。而下句写昭君死葬塞外,用青冢、黄昏这两个最简单而现成的词汇,尤其具有大巧若拙的艺术匠心。在日常的语言里,黄昏两字都是指时间,而在这里,它似乎更主要是指空间了,它指的是那和无边的大漠连在一起的、笼罩四野的黄昏的天幕,它是那样地大,仿佛能够吞食一切,消化一切,但是,独有一个墓草长青的青冢,它吞食不下,消化不了。想到这里,这句诗自然就给人一种天地无情、青冢有恨的无比广大而沉重之感。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这是紧接着前两句,更进一步写昭君的身世家国之情。画图句承前第三句,环佩句承前第四句。画图句是说,由于汉元帝的昏庸,对后妃宫人们,只看图画不看人,把她们的命运完全交给画工们来摆布。省识,是略识之意。说元帝从图画里略识昭君,实际上就是根本不识昭君,所以就造成了昭君葬身塞外的悲剧。环佩句是写她怀念故国之心,永远不变,虽骨留青冢,魂灵还会在月夜回到生长她的父母之邦。南宋词人姜夔在他的咏梅名作《疏影》里曾经把杜甫这句诗从形象上进一步丰富提高:
昭君不惯胡沙远,
但暗忆江南江北。
想佩环月夜归来,
化作此花幽独。
这里写昭君想念的是江南江北,不是长安的汉宫特别动人。月夜归来的昭君幽灵,经过提炼,化身成为芬芳缟素的梅花,想象更是幽美!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这是此诗的结尾,借千载作胡音的琵琶曲调,点明全诗写昭君“怨恨”的主题。据汉刘熙的《释名》说:“琵琶,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晋石崇《明君词序》说:“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琵琶本是从胡人传入中国的乐器,经常弹奏的是胡音胡调的塞外之曲,后来许多人同情昭君,又写了《昭君怨》、《王明君》等琵琶乐曲,于是琵琶和昭君在诗歌里就密切难分了。
前面已经反复说明,昭君的“怨恨”尽管也包含着“恨帝始不见遇”的“怨思”,但更主要的,还是一个远嫁异域的女子永远怀念乡土,怀念故土的怨恨忧思,它是千百年中世代积累和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乡土和祖国的最深厚的共同的感情。
话又回到本诗开头两句上了。胡震亨说“群山万壑赴荆门”的诗句只能用于“生长英雄”的地方,用在“生长明妃”的小村子就不适当,正是因为他只从哀叹红颜薄命之类的狭隘感情来理解昭君,没有体会昭君怨恨之情的分量。吴瞻泰意识到杜甫要把昭君写得“惊天动地”,杨伦体会到杜甫下笔“郑重”的态度,但也未把昭君何以能“惊天动地”,何以值得“郑重”的道理说透。昭君虽然是一个女子,但她身行万里,冢留千秋,心与祖国同在,名随诗乐长存,为什么不值得用“群山万壑赴荆门”这样壮丽的诗句来郑重地写呢?
杜甫的诗题叫《咏怀古迹》,显然他在写昭君的怨恨之情时,是寄托了自己的身世家国之情的。他当时正“飘泊西南天地间”,远离故乡,处境和昭君相似。虽然他在夔州,距故乡洛阳偃师一带不象昭君出塞那样远隔万里,但是“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洛阳对他来说,仍然是可望不可即的地方。他寓居在昭君的故乡,正好借昭君当年相念故土、夜月魂归的形象,寄托自己想念故乡的心情。
清人李子德说:“只叙明妃,始终无一语涉议论,而意无不包。后来诸家,总不能及。”这个评语的确说出了这首诗最重要的艺术特色,它自始至终,全从形象落笔,不着半句抽象的议论,而“独留青冢向黄昏”、“环佩空归月夜魂”的昭君的悲剧形象,却在读者的心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廖仲安)
诸葛大名垂宇宙, 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 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 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 志决身歼军务劳。
这是《咏怀古迹五首》中的最末一篇。当时诗人瞻仰了武侯祠,衷心敬慕,发而为诗。作品以激情昂扬的笔触,对其雄才大略进行了热烈的颂扬,对其壮志未遂叹惋不已!
“诸葛大名垂宇宙”,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曰宙,“垂于宙”,将时间空间共说,给人以“名满寰宇,万世不朽”的具体形象之感。首句如异峰突起,笔力雄放。次句“宗臣遗像肃清高”,进入祠堂,瞻望诸葛遗像,不由肃然起敬,遥想一代宗臣,高风亮节,更添敬慕之情。“宗臣”二字,总领全诗。
接下去进一步具体写诸葛亮的才能、功绩。从艺术构思讲,它紧承首联的进庙、瞻像,到看了各种文物后,自然地对其丰功伟绩作出高度的评价:“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纡,屈也。纡策而成三国鼎立之势,此好比鸾凤高翔,独步青云,奇功伟业,历代敬仰。然而诗人用词精微,一“纡”字,突出诸葛亮屈处偏隅,经世怀抱百施其一而已,三分功业,亦只雄凤一羽罢了。“万古云霄”句形象有力,议论达情,情托于形,自是议论中高于人之处。
想及武侯超人的才智和胆略,使人如见其羽扇纶巾,一扫千军万马的潇洒风度。感情所至,诗人不由呼出“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的赞语。伊尹是商代开国君主汤的大臣,吕尚辅佐周文王、武王灭商有功,萧何和曹参,都是汉高祖刘邦的谋臣,汉初的名相,诗人盛赞诸葛亮的人品与伊尹、吕尚不相上下,而胸有成竹,从容镇定的指挥才能却使萧何、曹参为之黯然失色。这,一则表现了对武侯的极度崇尚之情,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不以事业成败持评的高人之见。刘克庄曰:“卧龙没已千载,而有志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许之。此诗侪之伊吕伯仲间,而以萧曹为不足道,此论皆自子美发之。”黄生曰:此论出,“区区以成败持评者,皆可废矣。”可见诗人这一论断的深远影响。
最后,“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诗人抱恨汉朝“气数”已终,长叹尽管有武侯这样稀世杰出的人物,下决心恢复汉朝大业,但竟未成功,反而因军务繁忙,积劳成疾而死于征途。这既是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高尚品节的赞歌,也是对英雄未遂平生志的深切叹惋。
这首诗,由于诗人以自身肝胆情志吊古,故能涤肠荡心,浩气炽情动人肺腑,成为咏古名篇。诗中除了“遗像”是咏古迹外,其余均是议论,不仅议论高妙,而且写得极有情韵。三分霸业,在后人看来已是赫赫功绩了,而对诸葛亮来说,轻若一羽耳;“萧曹”尚不足道,那区区“三分”就更不值挂齿。如此曲折回宕,处处都是抬高了诸葛亮。全诗议而不空,句句含情,层层推选:如果把首联比作一雷乍起,倾盆而下的暴雨,那么,颔联、颈联则如江河奔注,波涛翻卷,愈涨愈高,至尾联蓄势已足,突遇万丈绝壁,瀑布而下,空谷传响──“志决身歼军务劳”──全诗就结于这动人心弦的最强音上。
(傅经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