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这是《论诗三十首》的第一首，相当于序论，交代创作契机和创作目的，所以，非常重要。它本无难解之处，但因受体裁限制而过于简约，后人仅据此已不足以了解其创作背景，认识其现实意义。所以，有必要借助其他资料，深刻理解这首诗。
类似的观点还屡见于元好问其他诗文中，值得征引。如卷一《赠答杨奂然》：“诗亡又已久，雅道不复陈。人人握和璧，燕石谁当分。”卷七《赠祖唐臣》：“诗道坏复坏，知言能几人……珉玉何曾辨，风光只自新。”卷二《别李周卿》：“风雅久不作，日觉元气死。诗中柱天手，功自断鳌始。古诗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间陶与谢，下逮韦柳止。”卷三十六《东坡诗雅引》：“五言以来，六朝之陶谢、唐之陈子昂、韦应物、柳子厚最为近风雅。自余多以杂体为之，诗之亡久矣。”这些言论一再感叹诗道消亡，并指出了诗道消亡的具体时间，可以见出元好问的关切之情及其苛严的雅正观点，可以与该诗相互参证，为该诗前两句作注。据此，我们可以肯定，《论诗三十首》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的。
元好问在《中州集》卷十《辛愿小传》中论及诗坛现状，指出：“南渡以来，诗学为盛。后生辈一弄笔墨，岸然以风雅自名，高自标置，转相卖贩，少遭指摘，终死为敌。一时主文盟者，又皆泛爱多可，坐受愚弄，不为裁抑，且为激昂张大之语从臾之，至比曹、刘、沈、谢者，肩摩而踵接，李杜而下不论也。敬之（辛愿）业专而心通，敢以是非黑白自任。”南渡指宣宗贞祐二年（1214）金室迁都汴京一事。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字不仅道出了当时诗坛真伪不辨、纷纭迷乱的现状，而且还表明这一现状除元好问之外，还为辛愿等有识之士所共嫉。辛愿（?-1231）字敬之，号女几山人、溪南诗老，福昌人，为元好问的三知己之一。元好问创作《论诗三十首》时，辛愿也在三乡。同时汇集三乡的还有元好问的另一位知己李汾和他的世交赵元以及刘昂霄、魏璠、麻革、孙邦杰等众多诗友（参见卷五十八《缪辑年谱》）。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少不了诗词唱和，议论诗文，评骘人物，其中刘昂霄善于言辩，谈玄论人，独步一时，“愈叩愈无穷”（《中州集》卷七），而辛愿尤严于论诗，“发凡例，解络脉，审音节，辨清浊，权轻重，片善不掩，微颣必指，如老吏断狱，文峻网密，丝毫不相贷”（《中州集》卷十），这种严谨认真的批评精神，与元好问自己后来所总结的“量体裁，审音节，权利病，证真赝，考古今诗人之变，有戆直而无姑息”（卷三十九《答聪上人书》）的批评态度，如出一辄，最得元好问的赞赏，元好问后来有“文章得失寸心知，千古朱弦属子期。爱杀溪南辛老子，相从何止十年迟”（卷十三《自题中州集后》）的诗句。而元好问一向重视“师友讲习”（《中州集》卷十），作为知己，他们必然互相交流心得，切蹉诗艺，所谓“汉谣魏什久纷纭”的现象一定在他们的讲习范围之内。可惜辛愿等人的议论未能传世，元好问则借此契机，写下《论诗三十首》，流传后世，因此不妨说，《论诗三十首》是他与辛愿等诗坛同仁切蹉诗艺的产物，多少还包含了辛愿等人的观点。
诗中“正体无人与细论”一句似乎不合实际，因为至少有辛愿等人与他“细论正体”。它主要是针对“一时主文盟，又泛爱多可，坐受愚弄，不为裁抑”的现象，有感而发，而当时的“主文盟者”是赵秉文、李纯甫等人。赵秉文一生“以道德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于六经，从容乎百家”，其“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则沉郁顿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渊明”（卷十七《闲闲公墓铭》）。在诗学观念上，元好问宗尚雅正，与赵秉文相近，在感情关系上，这时与赵秉文已有交往，后来更成为其高足。因此，《论诗三十首》的批评矛头不会指向赵秉文一派，而主要指向李纯甫等人。李纯甫(1177－1223)字之纯，号屏山居士。刘祁《归潜志》卷八有段记载，可以见出他“泛爱多可”的特点：“李屏山，雅喜奖拔后进，每得一人诗文有可称，必延誉于人。然颇轻许可，赵闲闲尝云：‘被之纯坏却后进，只奖誉，教为狂’。”对此，元好问也有同感，只是措辞要委婉一些，说他“好贤乐善，虽新进少年游其门，亦与之尔汝交，其不自贵重如此”（《中州集》卷四）。李纯甫作为南渡后诗坛领袖之一，不但不能主持风雅正道，辨别正伪，反而推波助澜，致使诗坛更加迷乱，这自然要为重视风雅正体的元好问所不满。所以，他创作《论诗三十首》，要“暂教泾渭各清浑”，在第一首序论性质的诗中，就暗暗归咎于李纯甫这样的诗坛领袖没有发挥应有的正本清源、辨别正伪的作用，这正是整个《论诗三十首》的重要议题之一，也是其现实意义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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