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 其三十四

古风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

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

借问此何为,荅言楚徵兵。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

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

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

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评析

《唐诗品汇》:

刘云:非蹊涉是境,不知其妙。若模写及此,则入神矣(“群鸟”句下)。

《李杜诗通》:

此篇咏付南诏事,责三公非人,黩武丧师,有慕益禹之佐舜。

《李太白全集》:

王琦注:萧士赟云:此诗盖讨云南时作也。首即征兵时景象而言。当此君明臣良、天清地宁、海内澹然、四郊无警之时,而忽有此举。问之于人,始知征兵者,讨云南也。乃所调之兵,不堪受甲,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如以困兽当虎,穷鱼饵鲸,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师之入矣。末则深叹当国之臣不能敷文德以来远人,致有覆军杀将之耻也。

《初白庵诗评》:

当天宝之世,忽开边衅,驱无罪之人,置之必死之地,谁为当国运权衡者?“白日”以下四句,国忠之蒙蔽殃民,二罪可并案矣。

《唐诗别裁》:

炎月出师,而又当炎方,能无败之(“渡泸”四句下)?

《唐宋诗醇》:

“群鸟夜鸣”,写出骚然之状;“白日”四句,形容黩武之非。至于征夫之凄惨,军势之怯弱,色色显豁,字字沉痛。结归德化,自是至论。此等诗殊有关系,体近《风》《雅》;杜甫《兵车行》、《出塞》等作,工力悉敌,不可轩轾。宋人罗大经作《鹤林玉露》,乃谓:“白作为歌诗,不过狂醉于花月之间,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视甫之忧国忧民,不可同年语。”此种识见,真“蚍蜉撼大树”,多见其不知量也。

《李太白诗醇》:

严云:“长号”一段,写得惨动,

《唐诗鉴赏辞典》:

这首诗是反映征讨南诏的事。南诏(在今云南大理一带),是唐时我国西南地区民族建立的一个政权,其王受唐朝廷的册封。据《资治通鉴》记载,天宝九载(750),杨国忠荐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仲通专横粗暴,失南诏人心,而云南太守张虔陀又对南诏王阁罗凤多所凌辱和征求,遂激起南诏反抗。次年夏,鲜于仲通发兵八万征讨,阁罗凤遣使谢罪,仲通不准,与阁罗凤战于西洱河,惨败,伤亡六万。杨国忠为他隐瞒败迹,又在东西两京和河南、河北地区大肆征兵。诗即以这一事件为背景,却不拘泥于其事,而是通过艺术的概括,深入挖掘事件的根源,将矛头指向唐王朝的国策。
开头四句展现了一幅紧急军事行动的场面:军书飞驰,征调急切,一片喧呼救边的叫嚷声,连栖鸟也不得安巢。短短几句诗渲染出一种紧迫的气氛,“羽檄”,已是紧急文书,又以流星喻之,更显出十万火急。“喧呼”,已见催迫之状,又以群鸟惊鸣烘托之,愈见其督驱骚扰之甚,使人有鸡飞狗跳之感。这些都是以夸饰的笔墨,给人以强烈的印象。从事情的原委上看,下文“借问”四句言在楚地征兵,远征南诏,才是叙事之始。但是诗人没有从这里开头,而是截取一个惊人心目的镜头以为开端,将本事留到下面再补叙,避开平铺直叙的写法,使诗起得警动有势,能一下子抓住读者,是很巧妙的结构。
“白日”四句,突然逆转,勾勒出一幅承平景象,与前面的战争气氛形成鲜明的强烈的对照。前两句全以天象为喻。以“白日”、“紫微”、“三公”、“权衡”象征皇帝和朝廷大臣,描绘一幅玉宇清平的景象。语语言天象,即语语言人世。人世的内容通过形象的天象展现出来,确是一种妙运。“天地皆得一”是从《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二句熔铸而成,即寰宇清平安宁之意。你看,白日辉耀,可谓君明;三公执枢,可谓臣能;四海清澄,可谓天下安定。如此承平盛世怎么会突然发生战争呢?诗人虽然没有当即回答,而其不满之心,指责之情,讥讽之意,已尽在不言之中。
“借问”四句,把兴兵讨伐南诏的本事补叙明白。古来相传泸水有瘴气,至五月方可渡。“渡泸及五月”,一个“及”字把统治集团急不可耐的征伐情绪,和盘托出。下面侧重写统治者驱民于死地的罪恶。“怯卒”以下十句是诗人用浓墨重笔着力刻画之处。前六句写征行别离之惨。与役者都是未经战阵的百姓,是为“怯卒”,本不堪行;南方又多瘴疠,触之则毙,尤不可去。而朝廷必驱而往之,不啻白白送死,所以生离亦即死别。日月都带上凄惨色调,可见悲怨之气冲天之状;泪尽继之以血,心碎哭亦无声,足见悲痛欲绝之情。“困兽”四句写驱遣有去无回之势。以困兽、穷鱼喻怯卒,以猛虎、奔鲸喻悍敌,使不敌之势,跃然纸上。虎而云猛,鲸而云奔,兽而云困,鱼而云穷,有意使桀悍与疲弱相对,更为鲜明。虎为兽中之王,一般兽所难当,何况疲困之兽;鲸为鱼中之巨,一般鱼所难逃,何况力穷之鱼。这两句充满夸饰色彩、形象鲜明的比喻,是下文最好的铺垫,使“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身”二句一下子便深印人心。李白的诗笔善夸张,十句诗把驱民于虎口的惨象写得怵目惊心,可谓对穷兵黩武的血泪批判与控诉。
末二句用舜的典故,披露全诗主旨。据《帝王世纪》记载,舜的时候,有苗氏不服,禹请发兵征讨。舜说,不,我修德还不深厚,擅动刀兵,不合于道,于是进一步修明政教。过了三年,他只举行一次以干(盾)戚(斧)为道具的舞蹈,有苗氏便服威怀德而归顺。作者慨叹这样的原则不见了,等于说当时“当国之臣不能敷文德以来远人”(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集》),这正是本诗的主旨所在。现在可以回顾一下“白日”四句,在那一片清平气象中,似觉缺少点什么,缺少的就是这“敷文德以来远人”的国策。这就是前面留给读者的悬念的答案。至此,主旨已明,悬念已解,诗也就戛然而止。从这一方面看,诗的前后呼应关锁,也是非常紧密的。
(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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