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䂬溪诗话》：

（杜甫）《剑阁》云“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与太白“捶碎黄鹤楼”、“铲却君山好”语亦何异。然《剑阁》诗意在削平僭窃，尊崇王室，凛凛有忠义气；“槌碎”、“铲却”之语，但觉一味粗豪耳。故昔人论文字，以意为上。

《老生常谈》：

《江夏赠韦南陵冰》，是初从夜郎放归，忽与故人相与，一路酸辛凄楚，闲闲著笔。末幅“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曾称人意”二句，忽然掷笔空际。此下以必不可行之事，抒必当放浪之怀，气吞云梦，笔扫虹霓。中材人读之，亦能渐发聪明，增其豪俊之气。

《王闿运手批唐诗选》：

接松懈（“复兼夫子”句下）。似欲生奇。不知江汉之不可压倒。谓江景不如“女儿”，夫谁信之？且“女儿”不可渡大江。

《李太白诗醇》：

严云：忽入乐府一句。转韵难下增情，多有此衬副之累（“人闷”二句下）。又云：“山公”二句，有韵致，便能使事化。又云：“头陀”句情境会处，乃有此语，非虚想所能得。又云；“我且”二句太粗豪。此太白被酒语，是其短处。外史云：长短错综，豪语冲吻出，是太白长处，他人决不能道。沧浪以为“短处”者，何哉？

《唐诗鉴赏辞典》：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李白在长流夜郎途中遇赦放还，在江夏（治所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逗留的日子里，遇见了长安故人、当时任南陵（今属安徽）县令的韦冰。在唐肃宗和永王李璘的夺权内哄中，李白成了牺牲品，蒙受奇冤大屈。现在刚遇大赦，又骤逢故人，使他惊喜异常，满腔悲愤，不禁迸发，便写成了这首沉痛激烈的政治抒情诗。
诗一开始，便是一段倒叙。这是骤遇后对已往的追忆。安史乱起，你远赴张掖，我避地三巴，地北天南，无缘相见。而当叛乱初平，肃宗返京，我却琅当入狱，披霜带露，长流夜郎，自觉将凄凉了却残生。想起长安旧交，此时必当随驾返朝，东风得意，而自己大约只能在梦中会见他们了。谁料想，我有幸遇赦，竟然又遇见无望相会的长安故人。这实在令人喜出望外，惊讶不已，简直不可思议，茫然如堕烟雾。李白是遇赦的罪人，韦冰显系被贬的官员，在那相逢的宴会上，人众嘈杂，彼此的遭遇怎能说得了、道得清啊！从开头到“苦心”句为一段，在概括追叙骤遇的惊喜之中，诗人寄托着自己和韦冰两人的不幸遭遇和不平情绪；在抒写迷惑不解的思绪之中，蕴含着对肃宗和朝廷的皮里阳秋的讥刺。这恍如梦魂相见的惊喜描述，其实是大梦初醒的痛心自白。爱国的壮志，济世的雄图，竟成为天真的迷梦，真实的悲剧。
诗人由衷感激故人的解慰。昨天的宴会上，衣绣的贵达为自己斟酒，礼遇殊重。但是，他们只是爱慕我的才名，并不真正理解我，而我“病如桃李”，更有什么可讲的呢？当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世人终会理解我的，对于我的今昔荣辱，就得到故人的了解。前些时听到了南平太守李之遥一番坦率的真心话，使人豁开胸襟；今日在这里又得闻你的清正的言论，真好象深山拨开云雾，使人看到晴朗的天空，驱散了心头的苦闷。从“昨日”句到“四望”句这一段，诗人口气虽然比较平缓，然而却使人强烈感受到他内心无从排遣的郁结，有似大雷雨来临之前的沉闷。
最后一段，笔势奔放恣肆，强烈的悲愤，直泻而出，仿佛心头压抑的山洪，暴发了出来，猛烈冲击这现实的一切。人闷，心闷，苦痛，辛酸，接连不断，永远如此。我只有借酒浇愁，痛饮它二千石。汉代韩安国身陷囹圄，自信死灰可以复燃，我为什么不能呢？晋朝山简镇守襄阳时，常喝得酩酊大醉，“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世说新语·任诞》），别是一番贤主人的风流倜傥之举。而李白喝的是苦闷之酒，孤独一人，自然没有那份闲适之情了，所以酒醉也不能遣闷。还是去遨游山水吧，但又觉得山山水水都象江夏附近著名古刹头陀寺一样，充斥那苦行的僧人气，毫无乐趣，不称人意。那么，哪里是出路，何处可解闷呢？倒不如乘船飘游，招唤乐妓，鸣笳按鼓，歌舞取乐；把那曾经向往、追求的一切都铲除掉，不留痕迹；把那纷争逞雄的政治现实看作一场梦幻，不足介怀；就让歌舞来宽解离愁吧！诗人排斥了自己以往自适的爱好，并非自暴自弃，而是极度苦闷的暴发，激烈悲愤的反抗。这最后十四句，情调愈转越激烈。矛头针对黑暗的政治，冷酷的现实。
“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是本篇感情最激烈的诗句，也是历来传诵的名句。“黄鹤楼”因神仙骑鹤上天而闻名，“鹦鹉洲”因东汉汉末年作过《鹦鹉赋》的祢衡被黄祖杀于此洲而得名。一个令人向往神仙，一个触发不遇的感慨，虽然是传说和历史，却寄托了韦冰和李白的情怀遭际。游仙不是志士的理想，而是失志的归宿；不遇本非明时的现象，却是自古而然的常情。李白以知己的情怀，对彼此的遭际表示极大的激愤，因而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不再怀有梦想，不再自寻苦闷。然而黄鹤楼捶不碎，鹦鹉洲倒不了，诗人极大的愤怒中包含着无可奈何的悲伤。
这诗抒写的是真情实感，然而构思浪漫奇特。诗人抓住在江夏意外遇见韦冰的机缘，敏锐觉察这一意外相遇的喜剧中隐含着悲剧内容，浪漫地夸张地把它构思和表现为如梦觉醒。它从遇赦骤逢的惊喜如梦，写到在冷酷境遇中觉醒，而以觉醒后的悲愤作结。从而使诗人及韦冰的遭遇具有典型意义，真实地反映出造成悲剧的时代特点。诗人是怨屈悲愤的，又是痛心绝望的，他不堪回首而又悲慨激昂，因而感情起伏转换，热烈充沛，使人清楚地看到他那至老未衰的“不干人、不屈己”的性格，“大济苍生”、“四海清一”的抱负。这是诗人暮年作品，较之前期作品，思想更成熟，艺术更老练，而风格依旧，傲岸不羁，风流倜傥，个性突出，笔调豪放，有着强烈的感情色彩。
（倪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