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北洋军阀元老张镇芳之子，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的表弟。书画家，收藏家，对戏曲，诗词各方面都有登峰造极的水平，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合称民国四公子。一生致力收藏古董文物，为了不让国宝流落国外，不惜倾尽家财，变买房产，甚至夫人的首饰，从文物商贩手上购回不少稀世国宝字画，包括被尊为中华第一帖的晋陆机(平复帖)，国宝中之国宝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是传世最早的卷辐画，还有宋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卷)，李白(上阳台帖)。他购古文物绝不是待价而沽，他认为金钱有价，国宝无双，绝不能落入洋人外邦手中。他一生淡泊名利，不愿当官。解放后，他先后将平生购下的珍贵文物捐献给回国家收藏。可惜的是这位倾囊捐献的张伯驹，也难逃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被打成了当然的牛鬼蛇神，发配到农村去劳动改造。遗憾的是他最终没有得到国家相应的回报，1982年2月，张伯驹患病进了北大医院，被院方认为不够级数，拒绝为他更换到较舒适宽敞的病房疗养。这位千金散尽为国藏国宝的大收藏家鉴赏家终于离开人世。据说张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医院门口叫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近代著名学者，红学家周汝昌对张伯驹的词推崇备至，在丛碧词写跋说道：如以词人之词而论，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殿后，把他与李后主相提并论，可见将他词放在何等崇高地位。其序云：欲识先生之词，宜先识先生其人，词如其人，信而可徵。我重先生，并不因为他是盛名的贵公子，富饶的收藏家。一见之下，即觉其与世俗不同，无俗容，无俗礼，讷讷如不能言，一切皆出以自然真率。其人重情，以艺术为性命。伉爽而无粗豪气，儒雅而无头巾气。当其以为可行，不顾世人非笑。不常见其手执卷册，而腹笥渊然，经史子集，皆有心得，然于词绝少掉书袋，即此数端，虽不足以尽其为人，也可略觇其风度了。因此之故，他作词，绝不小巧尖新，浮艳藻绘，绝不逞才使气，叫嚣喧呼，绝不短钉堆砌，造作矫揉，性情重而气质厚。品所以居上，非可假借者也，余以是重其人，爱其词。伯驹先生的词，风致高而不俗，气味醇而不薄之外，更得一“整”字，何谓“整”？本是人工填词也，而竟似天成，非无一二草率也，然终无败笔此盖天赋与工力，至厚至深，故非扭捏堆垛，败阕百出者之所能望其万一。如以古人为比，则李后主，晏小山，柳三变，秦少游，以及清代之成容若，庶乎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