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寒堂诗话》：

山谷云：“诗句不凿空强作、对景而生便自佳。”……然此乃众人所同耳，惟杜子美则不然。对景亦可，不对景亦可。喜怒哀乐，不择所遇，一发于诗；盖出口成诗，非作诗也。观此诗闻捷书之作，其喜气乃可掬，真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言戍卒之归休，室家之思忆，叙其喜跃，不嫌于亵。……至于“鹤驾通霄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虽但叙一时喜庆事，而意乃讽肃宗，所谓主文而谲谏也。“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虽似憎恶武夫，而熟味其言，乃有深意。……子美吐词措意每如此，古今诗人所不及也。山谷晚作《大雅堂记》，谓子美诗好处正在无意而意至。若此诗是已。

《吴礼部诗话》：

老杜七言长篇，句多作对，皆深稳矫健。《洗兵马行》除首尾“攀龙附凤”云云两句不对，“司徒”“尚书”一联稍散异，余无不对者，尤为诸篇之冠。

《木天禁语》：

归题乃篇末一二句缴上起句，又谓之顾首，如《蜀道难》、《古离别》、《洗兵马行》是也。

《唐诗品汇》：

刘云：悲壮少及（“三年笛里”二句下）。刘云：有气象、有风韵（“青春复随”二句下）。刘云：事外句外，常有余力（“汝等岂知”二句下）。刘云：此篇对律甚严而舂容酝藉。

《诗薮》：

七言律最宜伟丽，又最忌粗豪，中间豪末千里，乃近体中大关节，不可不知。……老杜“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以和平端雅之调，寓愤郁凄恢之思，古今吉壮句者难及此也。

《唐诗选脉会通评林》：

周珽曰；“苇过”，言易也；“破竹”，喻捷也；“喂肉”，寓刺也；“淇上”二句，见兵未能洗。全篇总是志喜而致戒，题曰《洗兵马》，厌乱思冶其本旨也。蔡绦曰：作诗者陶冶物情，体会光景，必贵乎自得。盖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强致也。譬之秦武阳，气盖全燕，见秦王则战栗失色；淮南王安虽为神仙，谒帝犹轻其举止：此岂由素习哉！予以谓少陵、太白当险阻艰难，流离困踬，意欲卑而语未尝不高，至于罗隐、贯休辈得意偏霸，夸雕逞奇，语欲高而意未尝不卑！乃知天禀自然，有不能易也。陆时雍曰：“攀龙附风”四语，忧深思远，非浅襟所到。

《杜臆》：

一篇四转韵，一韵十二句，句似排律，自成一体，而笔力矫健，同气老苍，喜跃之象，浮动笔墨间。

《唐诗解》：

此肃宗还京之后，子仪收复山东，时少陵为左拾遗作此，以纪中兴之盛，而惜余寇未除，盖有安不忘危之意，……亦作垂拱燕安之秋也。须涤荡余寇，洗甲兵而不用，乃可耳。其后肃宗果怠于政，卒罢汶阳，将士无主，而使思明复猖獗，子美可谓有深虑矣。

《杜诗详注》：

朱鹤龄门：中兴大业，全在将相得人。前曰：“独任朔方无限功”，中曰：“幕下复用张子房”，此是一诗眼目。王荆公选工部诗，以此诗压卷，其大旨不过如此。

《茧斋诗谈》：

他人古诗用骈句，只为补虚；少陵古诗用骈句，乃有余勇。换韵转笔，陡健如龙腰突起。

《围炉诗话》：

《洗兵马》是实赋。

《古欢堂集杂著》：

子美为诗学大成，沉郁顿挫，七古之能事毕矣。《洗兵马》一篇，句云“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犹是初唐气格。

《唐宋诗醇》：

平仄相间，对偶整齐，王、李、高、岑，上及唐初，声调如是，乃杜集七古之整丽可法者。至于此诗之作，自是河北屡捷，贼势大蹙，特为工丽之章，用志欣幸，中间略有寄意，全无讥风。

《唐诗别裁》：

诗共四段，每段平仄相间，备用六韵，此古风变体。

《杜诗镜铨》：

插入四句，尤极抑扬顿宕之致（“已喜皇威”四句下）。王西樵云：气势如春潮三折，排山倒海（“成王功大”六句下）。此及《古柏行》多用偶句，对仗工整，近初唐叫家体。少陵偶一为之，其气骨沉雄，则仍系公本色。唐仲言《洗兵马》一篇，有典有则，雄浑阔大，足称唐《雅》。陶开虞曰：“三年笛里关出月，万国兵前草木风”，雄亮悲壮，恍如江楼闻笛，关塞鸣笳：“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写得收京后春日暄妍，百官忭豫，一种气象在目。

《岘佣说诗》：

《洗兵马》对仗既整，音节亦谐，几近初唐四家体；然苍劲之气，时流楮墨，非少陵不能作也。

《唐诗鉴赏辞典》：

今日读者于古诗，常觉具有现实批判性的作品名篇甚多，而“颂”体诗歌难得佳构。杜甫《洗兵马》似乎是个例外。诗中有句道：“词人解撰河清颂”（南朝宋文帝元嘉中河、济俱清，鲍照作《河清颂》赞美），这首诗本身就可说是热情洋溢的《河清颂》。
此诗于乾元二年（759）春二月，即两京克复后，相州兵败前，作于洛阳。当时平叛战争形势很好，大有一举复兴的希望。故诗多欣喜愿望之词。此诗凡四转韵，每韵十二句，自成段落。
第一段（从“中兴诸将收山东”至“万国军前草木风”）以歌颂战局神变发端。唐室在“中兴诸将”（即后文提到的李、郭等人）的努力下，已光复华山以东包括河北大片土地，捷报昼夜频传。《诗经·卫风·河广》云：“谁谓河广，一苇航之”，三句借用以言克敌极易，安史乱军的覆灭已成“破竹”之势。当时，安庆绪困守邺城（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故云“祗残邺城不日得”。复兴大业与善任将帅关系甚大，“独任朔方无限功”既是肯定与赞扬当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平叛战争中的地位和功绩，又是表达一种意愿，望朝廷信赖诸将，以奏光复无限之功。以上多叙述，“京师”二句则描绘了两个显示胜利喜庆气氛的画面：长安街上出入的官员们，都骑着产于边地的名马（“汗血马”），春风得意；助战有功的回纥兵则在“蒲萄宫”（汉元帝尝宴单于处，此借用。）备受款待，大吃大喝。“喂（喂）肉”二字描状生动，客观铺写中略寓讽意（作者一贯反对借兵于回纥）。从“捷书夜报”句至此，句句申战争克捷之意，节奏急促，几使人应接不暇，亦似有破竹之势。以下意略转折，“已喜皇威清海岱”一句束上，时河北尚未完全克复，言“清海岱”（海岱，指古青、徐二州之域）则语有分寸；“常思仙仗过崆峒”一句启下，意在警告肃宗居安思危，勿忘銮舆播迁、往来于崆峒山（在今甘肃平凉西）的艰难日子。紧接以“三年笛里”一联，极概括地写出战争带来的创伤。安史之乱三年来，笛咽关山，兵惊草木，人民饱受乱离的痛苦。此联连同上联，恰是抚今追昔，痛定思痛，淋漓悲壮，于欢快词中小作波折，不一味流走，极抑扬顿挫之致，将作者激动而复杂的心情写出。故胡应麟说“三年笛里”一联“以和平端雅之调，寓愤郁凄戾之思，古今壮句者难及此。”（《诗薮》卷五）
第二段（从“成王功大心转小”到“鸡鸣问寝龙楼晓”）逆接篇首“中兴诸将”四字，以铺张排比句式，对李豫、郭子仪等人致词赞美。“成王”即后来的唐代宗李豫，收复两京时为天下兵马元帅，“功大心转小”云云，赞颂其成大功后更加小心谨慎。随后盛赞郭子仪的谋略、司徒李光弼的明察、尚书王思礼的高远气度。四句中，前两句平直叙来，后两句略作譬喻，铺述排比中有变化。赞语既切合各人身分事迹，又表达出对光复大业卓有贡献的“豪俊”的钦仰。“二三豪俊为时出”，总束前意，说他们本来就为重整乾坤，应运而生的。“东走无复”以下六句承“整顿乾坤济时了”而展开描写，从普天下的喜庆到宫禁中的新气象，调子轻快：做官的人弹冠庆贺，不必弃官避乱（“忆鲈鱼”翻用《晋书》张翰语）；平民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如鸟之有归巢；春天的繁华景象正随朝仪之再整而重新回到宫禁，天子与上皇也能实施“昏定晨省”的宫廷故事。上上下下都是一派熙洽气象。
喜庆的同时，另有一些现象却是诗人断乎不能容忍的。第三段（从“攀龙附凤势莫当”至“后汉今周喜再昌”）一开头就揭示一种政治弊端：朝廷赏爵太滥，许多投机者无功受禄，一时有“天下尽化为侯王”之虞。“汝等”二句即对此辈作申斥语，声调一变而为愤激。继而又将张镐、房琯等作为上述腐朽势力的对立面来歌颂，声调复转为轻快，这样一张一弛，极富擒纵唱叹之致。“青袍白马”句以南朝北来降将侯景比安、史，言其不堪一击；“后汉今周”句则以周、汉的中兴比喻时局。当时，房琯、张镐俱已罢相，诗人希望朝廷能复用他们，故特加表彰，与赞“中兴诸将”相表里。镐于去年五月罢相，改荆王府长史。此言“幕下复用”，措意深婉。这一段表明杜甫的政治眼光。
第四段（从“寸地尺天皆入贡”到篇终）先用六句申“后汉今周喜再昌”之意，说四方皆来入贡，海内遍呈祥瑞，举国称贺。以下继续说：隐士们也不必再避乱遁世（“紫芝歌”为秦末号称“四皓”的四位隐士所作），文人们都大写歌颂诗文。至此，诗人是“颂其已然”，同时他又并未忘记民生忧患，从而又“祷其将然”：时值春耕逢旱，农夫盼雨；而“健儿”“思妇”犹未得团圆，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恢复，均有赖战争的最后胜利。诗人勉励围邺的“淇上健儿”以“归莫懒”，寄托着欲速其成功的殷勤之意。这几句话虽不多，却唱出诗人对人民的关切，表明他是把战争胜利作为安定社会与发展生产的重要前提来歌颂的。正由于这样，诗人在篇末唱出了自己的强烈愿望和诗章的最强音：“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
这首诗基调是歌颂祝愿性的，热烈欢畅，兴会淋漓，将诗人那种热切关怀国家命运、充满乐观信念的感情传达出来了，可以说，是一曲展望胜利的颂歌。诗中对大好形势下出现的某些不良现象也有批评和忧虑，但并不影响诗人对整体形势的兴奋与乐观。诗章以宏亮的声调，壮丽的词句，浪漫夸张的语气，表达了极大的喜悦和歌颂。杜诗本以“沉郁”的诗风见称，而此篇在杜甫古风中堪称别调。
从艺术形式看，采用了华丽严整、兼有古近体之长的“四杰体”。词藻富赡，对偶工整，用典精切，气势雄浑阔大，与诗歌表达的喜庆内容完全相宜。诗的韵脚，逐段平仄互换；声调上忽疾忽徐，忽翕忽张，于热情奔放中饶顿挫之致，清词丽句而能兼苍劲之气，读来觉跌宕生姿，大大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感染力。
北宋王安石选杜诗，标榜此篇为压卷之作（见《王临川集》卷八四《老杜诗后集序》）。今天看来，无论就感情之充沛，结撰之精心而言，《洗兵马》都不失为杜诗的一篇力作。

(周啸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