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门读书记》：

此篇直缴应发端四句。“愿闻哀痛诏”，则终上以“行俭德”为本也。

《读杜心解》：

一、二倒装，推言骄恣之由……三，四，直斥负固之罪。五、六，形容郡守积轻之情状，最为剀切。……归结到“问疮痍”三字，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其效不独在镇权之革时已。洵硕画哉！

以下总评《杜臆》：

诗人尚“风”，其弊也，烟云花草，撮凑成篇，而核其归存，恍无定处。杜诗宗“雅”、“颂”，比兴少而赋多。如此五首，皆赋也，即用比兴，意有所主，总归于赋。故情景不一而变化无究，一时感触而千载长新。读此五首。皆救时之硕画，报主之赤心，自许稷、契，真非窾语。……而皮相者谓公志大才疏，良可悲矣！

《杜诗说》：

公平日谆谆论社稷、忧时事者，大指尽此五首。

《唐宋诗醇》：

“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以韵语摅谠议，其源固自二《雅》来也。“至今劳圣主，何以报皇天。”直使泄泄之臣，置身无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其识解闳远如此。

《唐诗鉴赏辞典》：

《有感五首》，作于代宗广德元年（763）秋。这是其中第三首，内容和当时朝廷中迁都洛阳之议有关。安史乱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残破，每年要从江淮转运大量粮食到长安；加上吐蕃进扰，长安处在直接威胁之下，因此朝中有迁都之议。这首诗即为此有感而发。
“洛下舟车入，天中贡赋均。”首联先从洛阳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写起。相传周成王使召公复营洛邑，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焉。”次句本此。两句是说，洛阳居于全国中心，水陆交通便利，四方入贡赋税，到这里的路程也大致相等。这里所说的内容也就是主张迁都洛阳的人所持的主要理由。诗人用肯定的口吻加以转述，是因为单就地理位置而论，洛阳确有建都的优越条件。这里先让一步，正是为了使下面转出的议论更加有力。这是一种欲擒故纵的手法。
“日闻红粟腐，寒待翠华春。”颔联紧承“舟车”、“贡赋”，翻出新意。“红粟腐”用《汉书·食货志》“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腐败而不可食”。“翠华”是天子之旗，这里指代皇帝。两句是说，我近日常听说，洛阳的国家粮仓里堆满了已经腐败的粮食，贫寒的老百姓正延首等待皇上能给他们带来春天般的温暖呢。话说得很委婉。实际上杜甫是反对迁都洛阳的，但他一则旁敲侧击，说“天中”只不过提供了苛敛之便；一则反话正说，明言百姓所待以见百姓所怨。当时持迁都之议的人们中，必有以百姓盼皇帝东幸洛阳为辞的，所以诗人含而不露地反唇相讥说：百姓所望的是“翠华春”，可不是盼来一场更大的灾难！
主张迁都洛阳的人还将洛阳的地险作为迁都的理由，于是诗人又针对这种议论而发表见解道：“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莫取”，就是“不要只着眼于”的意思。杜甫并不是否认“金汤固”的作用，而是认为，对于巩固封建国家政权来说，根本的凭藉是不断革新政治，使人民安居乐业。两句一反一正，一谆谆告诫，一热情希望，显得特别语重心长。诗写到这里，已经从具体的迁都问题引申开去，提高升华到根本的施政原则，因此下一联就进一步说到怎样才能“长令宇宙新”。
“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答案原极简单而平常：只不过是皇帝躬行俭德，减少靡费，减轻人民的负担罢了。要知道，所谓“盗贼”，本来都是皇帝的臣民呵。腹联“莫取”、“长令”，反复叮咛，极其郑重，末联却轻描淡写地拈出“不过”二字。这高举轻放的戏剧性转折，使得轻描淡写的“不过”更加引人注目，更增含蕴。为了进一步强调“行俭德”的重要，诗人又语重心长地补上一句“盗贼本王臣”，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事实，思想的深刻，感情的深沉和语言的明快尖锐，在这里被和谐地统一起来了。
这首诗富于政论色彩，又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是带有杜甫独特个性的。如果说将议论引入五律这种通常用来抒情写景的形式，是杜甫的一种有意义的尝试，那么议论而挟情韵以行，便是杜甫成功的艺术经验。
(刘学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