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

七言律诗

郑公樗散鬓成丝,酒后常称老画师。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

苍惶(一作伶俜)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

评析

《瀛奎律髓》:

老杜度其终无量移之命,故诗云云。

《唐诗评选》:

云“樗散”、云“酒”、云“老”、云“画师”,乃先生之微词。“中兴时”三字有代之悔意。所以贵有诗者,以此。后半走笔以极悲态,杜有“剑外忽传收蓟北”诸篇,大要此一法门,声容酷肖,哀乐取佞口耳。《大雅》之衰也。

《瀛奎律髓汇评》:

纪昀:一气盘旋,清而不弱,非具大神力不能。然此只是诗家一体,陈后山始专以此见长。而“江西诗派”源出老杜之说亦从此而兴,杜实不以此为宗旨也。冯班:首四句微妙。许印芳:此章虽与前二诗(按指《题郑十八著作主人》等)同是一气,而较有沉郁顿挫之致。盖题本沈痛,诗亦随之而变也。

《杜诗详注》:

《杜臆》:首记其状,次记其言。两句已为虚撰一个影。卢世㴶曰:虔之贬,既伤其垂老陷贼,又阙于临行面别,故篇中傍徨特至。如中二联,清空一气,万转千回,纯是泪点,都无墨痕。诗至此直可使暑日霜飞,午时鬼泣,在七言律中尤难。末经作永诀之词,诗到真处,不嫌其直,不妨于尽也。

《唐诗别裁》:

屈曲赴题,清空一气,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同是一格。

《读杜心解》:

诗从肺腑中流出,四联两飘洒,两沈痛,相间成章。……三、四,还题中临老贬台,妙着“中兴时”三字,人沐更新雨露,郑偏自外栽培也。

《杜诗镜铨》:

起便肮脏(“郑公樗散”句下)。张云:虔之受知,特因善画。第二句正是牢骚,正是“樗散”。想见当日情事(“仓皇已就”句下)。

《闻鹤轩初盛唐近体读本》:

三、四沈炼工敬,最有工力。五、六叙眼前情绪,老苍历落,觉见生峭,不沦率弱。一结白话耳,然是尽情放笔,无限淋漓,文进乎情,诗家至处也。

《昭昧詹言》:

此是白描如话,清空一气,不著气象,不用典故一格。而风流骀荡,真意弥满,沈痛不忍读;而衔接承递一串,不伤直率,以笔笔顿挫也。顿挫者:句断,不将两句合一意,使中相连,中无罅隙,含蓄成叶子金。如杜此诗,虽似文体,一气而沈重,成锭子金也。收亦出场换意,清空如话之体,东坡所本,然沈著不及矣。

《唐宋诗举要》:

吴星叟曰:一片血汨,更不辨是诗是情。此等真境,非至性者,即文采陆离,不能造也。

《唐诗选》:

绝不着色,字字至情。

《王闿运手批唐诗选》:

沈痛以气胜。

《唐诗鉴赏辞典》:

郑虔以诗、书、画“三绝”著称,更精通天文、地理、军事、医药和音律。杜甫称赞他“才过屈宋”、“道出羲皇”、“德尊一代”。然而他的遭遇却很坎坷。安史乱前始终未被重用,连饭都吃不饱。安史乱中,又和王维等一大批官员一起,被叛军劫到洛阳。安禄山给他一个“水部郎中”的官儿,他假装病重,一直没有就任,还暗中给唐政府通消息。可是当洛阳收复,唐肃宗在处理陷贼官员问题时,却给他定了“罪”,贬为台州司户参军。杜甫为此,写下了这首“情见于诗”的七律。
前人评这首诗,有的说:“从肺腑流出”,“万转千回,纯是泪点,都无墨痕”。有的说:“一片血泪,更不辨是诗是情。”这都可以说抓住了最本质的东西。至于说它“屈曲赴题,清空一气,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同时一格”,则是就艺术特点而言的;说它“直可使暑日霜飞,午时鬼泣”,则是就艺术感染力而言的。
杜甫和郑虔是“忘形到尔汝”的好友。郑虔的为人,杜甫最了解;他陷贼的表现,杜甫也清楚。因此,他对郑虔的受处分,就不能不有些看法。第三句中的“严谴”,不就是他的看法吗?而一、二两句,则是为这种看法提供依据。说“郑公樗散”,说他“鬓成丝”,说他“酒后常称老画师”,都是有含意的。
“樗(chū初)”和“散”,见于《庄子·逍遥游》:“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又《庄子·人间世》载:有一木匠往齐国去,路见一高大栎树,人甚奇之,木匠却说:“‘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说郑公“樗散”,有这样的含意:郑虔不过是“樗栎”那样的“无用之材”罢了,既无非分之想,又无犯“罪”行为,不可能是什么危险人物。何况他已经“鬓成丝”,又能有何作为呢!第二句,即用郑虔自己的言谈作证。人们常说:“酒后见真言。”郑虔酒后,有什么越礼犯分的言论没有呢?没有。他不过常常以“老画师”自居而已,足见他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既然如此,就让这个“鬓成丝”的、“垂死”的老头子画他的画儿去,不就行了吗?可见一、二两句,并非单纯是刻画郑虔的声容笑貌;而是通过写郑虔的为人,为郑虔鸣冤。要不然,在第三句中,凭什么突然冒出个“严谴”呢?
次联紧承首联,层层深入,抒发了对郑虔的同情,表现了对“严谴”的愤慨,的确是一字一泪,一字一血。对于郑虔这样一个无罪、无害的人,本来就不该“谴”。如今却不但“谴”了,还“谴”得那样“严”,竟然把他贬到“万里”之外的台州去,真使人伤心啊!这是第一层。郑虔如果还年轻力壮,或许能经受那样的“严谴”,可是他已经“鬓成丝”了,眼看是个“垂死”的人了,却被贬到那么遥远、那么荒凉的地方去,不是明明要他早一点死吗?这是第二层。如果不明不白地死在乱世,那就没啥好说;可是两京都已经收复了,大唐总算“中兴”了,该过太平日子了,而郑虔偏偏在这“中兴”之时受到了“严谴”,真是太不幸了!这是第三层。由“严谴”和“垂死”激起的情感波涛奔腾前进,化成后四句,真“不辨是诗是情。”
“苍惶”一联,紧承“严谴”而来。正因为“谴”得那么“严”,所以百般凌逼,不准延缓;作者没来得及送行,郑虔已经“苍惶”地踏上了漫长的道路。“永诀”一联,紧承“垂死”而来。郑虔已是“垂死”之年,而“严谴”又必然会加速他的死,不可能活着回来了;因而发出了“便与先生应永诀”的感叹。然而即使活着不能见面,仍然要“九重泉路尽交期”啊!情真意切,沉痛不忍卒读。诗的结尾,是需要含蓄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卢得水评这首诗,就说得很不错:“末竟作‘永诀’之词,诗到真处,不嫌其迫,不妨于尽也。”
杜甫当然是忠于唐王朝的;但他并没有违心地为唐王朝冤屈好人的做法唱赞歌,而是实事求是地斥之为“严谴”,毫不掩饰地为受害者鸣不平,表同情,以至于坚决表示要和他在泉下交朋友,这不是表现了一个真正的诗人应有的人格吗?有这样的人格,才会有“从肺腑流出”、“真意弥满”、“情见于诗”的艺术风格。
(霍松林)